Think Anyway.“我进入外卖配送行业，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赚钱的行业。工厂里一个月工资最多也就六七千元人民币（约900至1,050美元），但如果做外卖骑手，只要足够努力，我一个月大概能赚一万元人民币（约1,500美元）。”一位中国外卖骑手在纪录片《〈中国外卖骑手生存状况报告〉》中这样说道。对于很多人来说，做外卖骑手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大的自由，以及不必在封闭的工厂里从事那么辛苦的劳动。
在中国，身穿各种鲜艳制服的配送员穿梭在城市之间，运送着食物、药品、电子产品，以及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二十分钟左右送达，而且配送费用低得惊人。外卖行业的发展也在中国就业形势连续近五年走弱之后，为就业提供了一定支撑。然而，中国不断扩张的配送行业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大约一千四百万名为这个行业的发展付出劳动的配送员，实际上正在成为一些人所称的“中国最显眼的底层阶级”。
在中国当前对劳动者并不友好的就业环境下，配送工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大城市寻找经济机会。过去十年间，中国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逐渐放缓。到2026年7月，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十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如今，中国约有一千六百万名配送员，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对于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近期被裁员的人来说，配送工作是一条重要的生路，使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城市，并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事实上，正如香港理工大学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外卖配送如今越来越像是一张面向中产阶级和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安全网”。
“我已经做外卖骑手八年了。以前，一单的配送费大概有10到15元人民币（约1.5至2.25美元），几个小时我就能赚200元，甚至300元（约30至45美元）。但现在，每单能赚4块钱就已经算幸运了——前提还是你能抢得到单。”北京一名姓陈的外卖骑手说道，“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儿子和两个老人要养。要是这样继续下去，我恐怕连维持基本生活都会有困难。”
过去几年，线上配送的需求显著增长，但不幸的是，配送员人数和参与竞争的公司数量也同时大幅增加。配送企业的利润不断提高，而配送员的收入却在下降。例如，外卖巨头美团的营收在2022年至2023年间增长了26%，增幅超过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同一时期，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却从1,090.9美元下降到了957.6美元。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继续低迷、增长进一步放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还是把外卖配送当作最后的出路。
为了在维持庞大劳动力规模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配送企业开始发展众包平台。2024年初，中国政府开始起草相关规定，以保护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其中包括外卖骑手。新的保障措施包括最低工资保护以及防止过度劳动等内容。为了摆脱这些法律义务，配送企业逐渐转向众包平台。
这些众包平台属于第三方零工平台，它们将大量配送员整合起来，并以独立承包人的身份向他们提供工作，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配送企业的正式雇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者熊大元发现，美团等配送企业开始通过众包平台招募骑手，因为根据合同，这些骑手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家特定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配送行业的用工短缺问题。2015年，第一批众包平台上线，并迅速占领市场。到2026年，中国超过75%的配送员都通过众包平台工作。
众包平台也利用这一点，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比直接与配送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更加方便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与人力资源领域的学者吴清军发现，通过众包平台注册成为骑手，只需要大约三十分钟；相比配送企业线下的面试和筛选流程，这种方式方便得多，因此对部分劳动者更具吸引力。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所带来的长期风险，往往会在注册过程中被忽视。
劳动者进入这种缺乏保障的就业关系还有其他原因。有时候，是因为与配送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之前需要接受较长时间的强制培训；有时候，则只是因为劳动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直接与配送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为大型配送平台的线下办事处通常只设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里。不论具体原因是什么，众包平台都模糊了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责任界限，而由于缺乏明确的劳动关系，骑手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劳动保障和公平薪酬。
通过众包平台，配送企业进一步恶化了骑手的处境。首先，配送企业凭借自己能够调动的大量骑手，在定价方面获得了更大的优势，因为只有少数几家大型配送平台能够接入第三方零工平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者袁玥教授及其同事在《零工经济中的劳动争议：来自中国在线配送平台的证据》中指出，随着前文所提到的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入，配送企业获得了极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它们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已经在不断压低每单配送费；对于不愿接受这种条件的骑手，平台则可以轻易将其淘汰。
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开始对科技企业实施一系列监管措施，其中也包括快速扩张的配送行业。例如，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将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三大配送平台之间的价格战认定为“非理性竞争”。这可以被视为打破行业垄断的第一步。此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约谈了这些企业，要求它们处理包括配送员合法权益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政府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七百万名配送员纳入工会体系。
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改善配送员的福利。例如，从2026年10月1日起，广东省的配送员如果发现商品包装不符合要求，或者餐厅卫生状况不佳，可以拒绝配送任务。这些都是改善配送员生活状况值得肯定的努力。然而，如果不能解决越来越多年轻人面临的失业问题，也不能削弱配送企业和其他科技巨头持续占据的支配地位，那么配送员的困境恐怕仍将继续存在。
过去十年间，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在将科技融入日常生活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不可否认，这些进步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然而，那些默默无名、却不幸成为这种光鲜生活方式垫脚石的劳动者，不应该被遗忘。今天中国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平等”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号之中，而真正具有意义。